Feng's Dream

十年前，我帶年僅三歲多的兒子到美國旅行，寄宿親戚家。
親戚拿個全新的兒童汽車安全座椅給我，
說：「這裡規定兒童一定要坐汽車安全座椅，這個給你用，
因為是借來的，請儘量不要弄髒，我還要還人。」
兩週後，我不再開車，他拿著半新不舊的安全座椅到量販店辦退貨。
店員一聲不吭，錢全數奉還。
親戚得意地對我說：「美國的商店，兩週內都可憑發票退貨，所以我們常來這裡『借』東西。
有些大陸人甚至連電視都『借』哩！
你說，美國人笨不笨？無條件退貨的漏洞這麼大，他們竟然都不知道！」
隔年，我到日本，在當地做事的台灣朋友招待我，出入都開車。
我問：「東京地狹人稠，不是很難停車嗎？」「沒那麼嚴重啦！
政府規定要有停車位才准買車，所以車子並不像你想的那麼多。」他說。
「哇！那你有停車位嘍？一定貴得嚇死人對不對？」
「你怎麼跟日本人一樣笨！先租個停車位，等車子掛牌後，再把停車位退掉，不就解決了？」
幾天後，換成日本朋友招待我，待遇淪為兩條腿加地鐵。
他客氣地說：「東京養車容易，養停車位難。所以只好委屈你擠地鐵了。」
我馬上向他傳授「破解之道」。
沒想到他沒有「悟道」的狂喜，
只淡然說：「真要鑽漏洞，其實到處都是，比如家母住在鄉下，我把戶籍遷過去再買車就可以了。
但是，我實際上就住東京，沒停車位卻買車，左鄰右舍會怎麼看我？開車上班，我怎麼面對同事、上司及正派的人不會這樣做。」
美國商店無條件退貨的機制與日本到處漏洞的法規，都建立在「信任」的基礎上， 當「信任」瓦解，社會也會崩潰。也因此，他們 可以容忍政客做錯事，卻不容許政客說謊。
台灣呢？
我們則是「假到真時真亦假」，每個人都虛虛實實，整個社會是在「懷疑」的基礎上運作。但即使已是防弊重於興利，結果還是「敢的拿去」。
中國「信託」的「信用」卡，遭「卡神」套利百餘萬元，社會卻站到「卡神」那一邊。
「信託」與「信用」，難道是反諷？ 想法思維影響行為，而個人行為又可擴及影響企業服務、社會運作。
記得去羅馬搭乘地鐵時，發現有售票機卻沒有驗票機。
當場起了疑惑，到底要如何確認乘客有沒有買票？那這樣地鐵不就鐵定虧錢嘛？
這是我們的習慣想法，總是想要替自以為的小聰明或貪小便宜尋求應對之道。
對於義大利人而言，我們會問這種問題才奇怪。搭車為啥不買票？乘車怎麼可以不買票呢？兩方想法當下有了差異。
如果你真想知道是不是可以不要買票搭車？
可以，的確可以入站搭車，但是你要確保不會被富有正義感又雞婆的義大利人發現，因為他八成會去舉發你。到時候罰款可就是車價的數倍，而且丟臉還丟到國外去，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。
建立信任，不容易，卻很重要！當彼此信任度越高，管理就越少。路，走對了，就不怕遙遠。
在紐約. 有一次參觀有名的「大都會博物館」。
付了錢，櫃檯給我們一個約 10 圓台幣大小的金屬片門票，有兩條夾子。
方便我們別在衣領上。友人告訴我參觀中途可以隨時出來，如果還要再進去，門票就不用繳回，可以憑原本的門票再進入。
確定不再進去參觀，就把門票丟入門口的壓克力玻璃櫃中。
我問：「門票的形式、顏色有每天換嗎？」
朋友回答：「沒有」
「那會不會有人把門票帶回家，過幾天再來呢？或是 10人進去只買 5 張門票， 其中一人再把門票帶出來給其他人？」
朋友大笑：「只有台灣人會這麼想！
美國人想法單純多了，進去就是要買門票，不再進去，就繳回門票。
基本上美國人相信大家都是守法的好人，所以門口工作人員很少。」
剎那間讓我覺得很慚愧，我們的防弊多於興利的觀念，鑽漏洞的念頭竟是文化的一部份。
最近幫台積電上課，發現台積電的餐廳跟科學園區的其他廠商一樣，採用外包模式，一樣乾淨整潔明亮。
所不同的是餐廳沒有人幫你打菜，要吃什麼一切自己來，發水果的地方貼了一張紙條---- 每人限拿一袋(洗好切好的)。
連入口處也很少有人在管，進餐廳自己用識別證刷卡，月底自動從薪水中扣除。
一位台積電副理告訴我：有一位員工被抓到吃飯沒刷卡，第一次警告，第二次就開除了。
當彼此信任度越高，管理就越少，彼此方便，成本自然下降，工作也越愉快。
相反的彼此猜忌、防範、圍堵、監督。不但降低生產力，工作也被動，不愉快。
各位親愛的夥伴..您是否也發現
當您和周遭朋友、同事處於信任的環境中，做起事情來都非常的有效率，而且默契十足；
但是，處於猜忌和不諒解的情形下，任何事物都進展的很不順利......
您了解了這道理。
從現在開始，就將心胸打開，用開放的心情，信任的態度，來對待每一位夥伴；
或許剛開始，會發現，吃了很多虧，大家都還是防來防去，那是因為您的夥伴還不習慣您的處世態度。

【聯合報╱張作錦】
大陸《中國青年報》9月19日在《冰點》周刊上發表一篇專訪文章：〈一個學者與剽竊者的十年較量〉。故事主人是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、清史專家馮佐哲。「十年較量」的結果，他師老兵疲，且斬獲無多，宣布向剽竊者投降。 馮佐哲花了多年時間，寫了一本《和珅評傳》，於1998年出版。但十年間屢被剽竊，有人整頁、整章的抄，有人變個書名就出版。為了維護權益，討還公道，十年來他和各式各樣的剽竊者周旋，甚至告進官裡。雖然耗費了大量時間和精神，但剽竊依舊，他在《冰點》上黯然宣布棄子投降。
馮佐哲投降不僅是因為累了，重要的是傷了心。他說：「前些年，抄歸抄，當事人還會感到害怕和羞恥；而如今，人們最起碼的畏懼心理正在漸漸消失。」他舉例證明：某大學一位教授與馮佐哲私了，賠了幾千元人民幣，事情在學術圈子裡傳開，不久馮佐哲收到一封署名「一群研究生」的來信：「我們導師剛升了副校長，正如日中天……。希望你不要破壞他的名譽，快向他道歉……」
寫這篇報導的《中國青年報》記者，打電話給一位出版社資深編輯，請教他對此事前前後後的看法。對方說：「馮佐哲？我知道。現在幾乎沒有出版社搭理他了，因為他破壞了潛規則。那老頭太較真了！」
這件事曾引起大陸學界一番討論。副校長、研究生、資深編輯，這些人都是知識分子，算得上社會菁英，他們的羞恥感怎麼會這麼遲鈍呢？
這答案很容易找，都是社會功利化作祟嘛。大家都向錢看，知識分子當然也可以逐利。但逐利要講究手段啊！聖人不是說了：「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與人，一介不以取諸人。」知識分子讀書不就是要明理嗎？
也有人說，社會浸染力強大，在一個名韁利索無所不在、而又無往不利的環境裡，何能獨責知識分子？但這又陷入另一個弔詭：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作為「君子」的知識人，本來要起教化作用，引領「小人」階層的平民百姓，在「風行草偃」下前進的。
也有人感嘆說，那些做大官的人，排出學歷，個個都算得上知識分子，其中很多人的逐利行為，是竊國的層次，誰有廉恥心了？
台灣當權的政界、學界，正努力推動「去中國化」，但偏偏在背離廉恥這事上，較某些「中國人」尤有過之。撇開政客肆無忌憚的抓權、撈錢不說了，一位醫界名人，為了特殊目的，洩露病人的病歷，社會譁然，現在卻當上醫師公會倫理及紀律委員會的召集人；一位法界大老，多年來被政界學生輩「踐踏司法」，一直「寧默而生」，任滿卸職時忽然表示「椎心泣血」，希望後來者重建司法尊嚴；一位學界領袖以國家要「向上提升」為由，助政客當選，但事後證明國家是不斷「向下沉淪」；對於台灣全體人民，這是何等重大的影響！卻沒聽到他說過一句道義上負責、歉疚的話。這算什麼良知？何樣風範？
袁世凱麻木了恥感，想當皇帝不成，鬱卒以死而國家動盪；尼克森麻木了恥感，想說謊以謀政治利益未果，受辱下台而舉國不安。若一國上下交征權、交征利，而又上下寡廉恥，國家必有大禍──不管這個國家叫中華民國、中華人民共和國，還是台灣共和國，都一樣。
【2007/11/15 聯合報】

by 劉墉 「愛又何必矜持」
守一顆心 ， 別像守一隻貓。
牠冷了，來偎你；牠餓了，來叫你；牠癢了，來摩你；牠厭了，便偷偷的走掉。
守一顆心，多希望像守一隻狗。
不是你守牠，而是牠守你。

by 劉墉 「愛何必百分百」
人生不滿百 相愛幾十年
我們何必用許多假設 甚至設計各種方法 去驗證自己的愛人?
我們可以心裡知道 愛情有深淺 性格有剛柔 每個人看待生死的態度也不同
所以到了生死關頭 身邊的人可能棄我們而去。